短暂的沉默，几分钟，也许只是几秒钟。

心狂跳，晓风和那个男人的样子，又不失时机的跳出来。我呼吸急促，恨自己太不会掩饰，吃惊的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浩东仰起头，忽然哈哈大笑。
“你太好笑了，玉兰花！说什么你都当真！你这么纯洁的小脑袋瓜，究竟是怎么在‘New 百年’活下来的？”

我第N次脸红。偷偷的吁了一口气。说不上是放下了心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失望。
“我13岁就出来闯了，我不是什么纯洁的小脑袋！”

话一出口，我立刻后悔，这样负气的争辩，几乎更显示出我的幼稚，天知道，我其实挺想在浩东面前表现得深沉成熟一点的，为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。
不过浩东似乎也很乐意转移刚才的话题，他接过我的话茬儿。
“13岁？那你出来的很早啊？做什么？”

“做……歌手……”我有点迟疑的答，有刹那的失神。13岁，黑色的1992年，让我在温暖的被窝里，依然觉得遍体生寒。

13岁，我已经不用放牛了。
家里的经济稍有好转，我去了镇上念初中，大哥那个时候正在镇上当老师。没有了群山的回声给我呼应，没有了那头大黄牛做我的听众，何况，我心爱的录音机也被大哥珍藏在家里，我简直就像是失去了精神支柱一样。也许我天生不是读书的料，本来应该让我新奇的初中课程，却让我感到烦躁和特别的憋闷。我天天闹着，想要继续回家，想对着大山“吼”我会的所有的歌，不过，都被大哥拦住了。

大概冥冥中早有天意，按行话说我是“天生该吃这碗饭”。正在我郁闷到极点的时候，我上学的小镇上来了一群不速之客。
他们是一队四处走穴的人马，男男女女，画着浓妆, 穿着华丽鲜艳的衣裳，在台上又跳又唱。
虽然壮族唱功了得，但是这些红男绿女，唱的却都是当时风靡全国的流行歌曲，那是什么套数！偏僻的广西小镇，能有什么娱乐活动？小镇上立刻像炸了窝一样，一堆堆的人蜂拥而至，花上几大毛钻进那个简易的大棚子，享受一场关于“流行”的狂欢。

我，就是天天“驻守”演出大棚的一个中坚份子。

他们在镇上停留了十四天，我就在那个棚子里整整蹲了十四天。他们在台上唱，我就在台下小声的哼哼，直到情不自禁的唱出来，被周围的人骂，我也满心欢喜的不还嘴。
不仅仅是演出，我对演员们化妆的后台都十分的痴迷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和我一样普通的脸，经过一番勾勾画画，涂涂抹抹，就变成了舞台上光彩照人的“天仙”呢！我整个人都沉醉其中，不能自拔了。

十四天后，演出队赚足了这个小镇的钱，准备开跋了。我急得像是快疯了一样，生命中的又一大乐趣，难道就像那个录音机一样，又要离我远去嘛？演出大棚已经开始拆卸，我转来转去，终于做出了我这辈子第一个重大决定。
我打听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手握“生杀大权”的团长。鼓起我能有的最大勇气，对他说：“团长，我要当演员。”
团长是一个面色阴沉的广东人，瘦高个，是这个所谓演出团里的绝对领导。团长眯起眼睛，打量着我，嗤的一笑。
“当演员？你会什么呀？我可没工夫在这哄孩子！”
我急了，拍着胸脯撂下狠话：“我会唱歌！他们会的我都会唱！”我把手指向那群忙碌的演员们，却引起一阵哄堂大笑。
骨子里带出来的那股执拗，让我没有管那些人是不是善意的笑。我只有一个想法，我要当歌星，要像那些人一样，光彩夺目的站在舞台上唱歌！
我倔强的看了看团长，突然开口，唱了起来。
那是我第一次唱出一首真正的“流行歌曲”，之前我只是一直在跟着演出队的演员哼哼。那是刘德华那一年最动人的一首歌——《来生缘》。

出乎意料，团长居然没有打断我的演唱，这让我更增添了信心。我一边唱，一边在脑子里拼命的回忆演员在台上的样子，居然就那样把一首《来生缘》完完整整的唱了下来。
团长有点吃惊的样子，“细路的嗓子不，唱的还真有味道！”他完全没有掩饰，看我的眼光就像是看着一叠叠的钞票――不过，这也是我后来回忆的时候才想到的。当时，我满心欢喜的认为，这是一个前辈对我这个“未来歌星”的真诚赞赏。

团长不动声色的说，“这可是你自己要投奔我们的，OK！我可以拍板，不过，得要你的家人同意才行！”
我拼命的抑制住自己的激动，连声对着团长说：“我这就回去跟家里说，你们等我，你们一定要等着我！”
我一溜烟的跑回大哥在镇上的住处，暗自庆幸大哥没有回来。慌乱的抽出几件换洗的衣服，打了一个小小的包裹，我就又冲了出去。跑到门口，我总算想起来，就这样一声不吭的消失，恐怕大哥会急死的，我又匆匆的找出作业本，撕了一页，给大哥留了一张字条。之后，无比兴奋的冲向了我的“新生活”。

和一切过于美好的理想一样，我的“歌星”梦想很快就在“团”里破灭了。

我们的演出队伍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“云燕演出团”。说它是个“演出团”，不过是团长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。我们一行十几个，过着居无定所，四处卖艺的生活。说得美丽一点，是漂泊的吉普赛人，可是，这里并没有“大篷车”那样的浪漫和快乐，我们更像是一群流离失所的乞儿，只不过多了一副嗓子和几分姿色，有个避雨挡风的大棚罢了。。

即便是这样颠沛的流浪生涯中，演员们居然还要分为三六九等。最高级别的自然是团长，天生水蛇腰，跳艳舞最在行的“阿珠姐”，最受观众们欢迎，是响当当的台柱子，自然也地位不低，享受着和团长一起坐在驾驶室的高级待遇。其他的人都和道具一起，像货物一样被扔在车厢里。
饶是这样，演员中的广东人，作为团长的老乡，还是像沾了什么光一样，说起话来腰板也硬一点。的确，他们能得到多一点的酬劳，和车厢里舒服些的位置，比如他们睡觉的垫子，就比广西演员的厚一点。也因为如此，“云燕”的“两广战争”总是屡见不鲜，每天都能因为各种理由吵上几架。

至于我，懵懵懂懂，完全不擅长搞这样的派系斗争。每天最大的期盼，就是唱歌和吃饭。
刚进团的时候，团长对我说：“你好好的唱，我给你每个月1000元！”我简直欣喜若狂，那可是我13年生命中触手可及的第一笔巨款！可我跟着“云燕”东奔西走了快半年的时间，连1000元的影子都没有见过！人都说“半大小子，吃死老子”，可我正在13岁胃口大开的节骨眼儿上，别说“吃死”团长，就连一天只有一顿的所谓“工作餐”，都没有给我管饱过。
轮到我上台的时候，我常常找一根绳子偷偷的把肚子扎得紧紧的，再不就是猛灌凉水，生怕从话筒里传出肚子的“咕咕”叫声。不然，团长可能又会说我演砸了，连这一顿半饥半饱的饭都不给我吃！

渐渐的，台下观众的喧闹已经不能满足我，时时刻刻的饥饿成了一种巨大的煎熬，让我有气无力，又郁闷烦躁。我终于忍不住用一种孩子似的摔摔打打，来发泄我的不满。
老奸巨猾的团长没有理我。但是我本来就不多的上台机会越发的少了。

一次和往常一样的乱糟糟的演出后，我们收拾残局。团长走过来，拍拍我的肩，向着一个大音箱努努嘴，“兰鸽！去，把那个音箱搬上车！”他脸色阴沉的加了一句：“摔坏了，我要你的小命！”
我扭头看看，吓得愣住，那音箱起码1米，跟我差不多高。伸手推拉一下，凭我的力气绝对别想搬起这家伙。我看着团长，气冲冲的说：“我才不搬！我没有力气！”
团长沉默的看着我，忽然冷冷的笑了。